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，中国经济如何顶压前行、向新向优发展？1月21日，经济学家、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、国家高端智库中国（深圳）综合开发研究院原院长樊纲现身郑州，在浦发银行郑州分行战略客户论坛上以“全球变局下中国经济的韧性重塑”为题发表演讲，并接受大河财立方记者专访。
美国退群后的世界经贸新格局
樊纲表示，当前全球大变局的核心特征是多重因素交织共振。一方面，美西方对中国的遏制聚焦于阻碍后发优势的发挥，“他们用‘偷’来曲解学习与技术扩散的过程，但后发优势不是偷，是落后国家追赶的合理路径”，这种遏制本质上是对全球发展秩序的干扰。另一方面，中国自身几十年的发展导致传统比较优势发生变化——人均收入已达13000美元的中国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优势已逐步让位于印度、东南亚及非洲等低收入国家，“比较优势的流动是产业发展的必然，我们不能再依赖过去的低工资红利”。
2019年疫情蔓延后暴露出的产业链过度集中问题，推动全球产业链出现“去中国化”的重新布局，跨国公司纷纷构建“中国+海外”的双轨体系。而美国退群，导致了“全球化减一”(G-1)局面，对全球化的国际规则体系产生重大冲击。“美国退出66个联合国组织，不再遵守原有国际经贸规则，但其退出不是全球化的终结，而是其他国家更坚定推进合作的开始。”樊纲认为，尽管对美出口同比下降30%，但2025年前11个月中国对东盟、欧盟出口分别增长14.6%和8.9%，2025年全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.189万亿美元。这一数据既体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，也印证了全球化合作的强大生命力。
房地产的调整之痛
谈及国内经济，樊纲直言当前困难主要源于内部结构性问题。房地产泡沫破裂是突出的挑战，“泡沫早晚要破，不要迷信特殊例外”。他援引国际经验表示，美国、日本、西班牙等国的房地产调整均经历了5—20年的周期，中国房地产调整仍需时间，其影响已蔓延至建筑、建材、家居等上下游产业。
经济下行期的“流动性陷阱”同样值得警惕。“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，但企业找不到回报率高于利率的项目，宁愿还债也不愿投资。”这种资产负债表修复行为导致货币政策效果受限。与此同时，消费不足的短板日益凸显，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40%，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“我们过去过度强调供给侧，却忽视了需求侧的培育，而大国经济的根基必然是内需。”
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
面对内外挑战，樊纲提出了中国经济韧性重塑的三大路径。
其一，持续激活后发优势，在关键技术领域坚持学习与自主研发并行；其二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重组，建议通过银行与基金联动，推动产能过剩行业的兼并重组，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历史上一些产业整合的经验实现产业焕新；其三，加快企业“跨国公司化”进程，“我们的先进产能不是过剩，而是需要走向全球”，通过对外投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工业化，既化解贸易顺差过大带来的国际压力，也能扩大全球市场需求。
在政策层面，樊纲强调“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”，要将消费作为战略基点，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、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，释放8亿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潜力。“社保体系的完善不是福利包袱，而是消费增长的基石。”
谈及增长潜力，樊纲表示，中国64%的城市化率与发达国家70%—80%的水平仍有差距，内陆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势头强劲，每年千万大学毕业生与六七百万工程师构成的“中等人才红利”，以及完整的产业链体系，都是独特优势。而人工智能带来的颠覆性变革更不容忽视，“人工智能是人类历史上的根本性变革，错过代价不可想象”，中国已跻身人工智能第一梯队，这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。
“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速虽不及过去的高增长时代，但4%—5%的增速已符合潜在增长水平。”樊纲表示，中国有巨大的国有资产存量、完整的产业链、持续的人才供给，更有后发优势与制度韧性，只要坚持改革开放、聚焦结构调整，就不会重蹈其他一些国家长期停滞的覆辙，必将在全球变局中实现韧性重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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